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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能陷入一個怪圈：聲討譴責一番之后，便將其歸入誰都能說幾句、可誰都沒有扛起責任的“無解之題”】

近日在山東招遠麥當勞餐廳里，一名女子于眾目睽睽下被人兇殘毆打致死，令全民震驚、舉國憤慨。人們在痛惜被害女子、譴責邪教暴徒的同時，也再次展開了對見義勇為的討論。有人發(fā)問，“危急時刻為什么無人挺身施救？”有人反思，“我們的勇士是不是都在互聯(lián)網上？”還有人提出，見義勇為的制度支撐有待進一步完善……

雖然眾說紛紜，但毋庸置疑的是——在這個世界上，沒有誰可以成為一個孤島，我們注定要在相互守望中共同前行。案件發(fā)生后，太多不同的詰問，有指向法律法規(guī)的，有指向社會風氣的，有指向個人勇氣的……所有這些“角度”都不無道理，但我們不能陷入一個怪圈：聲討譴責一番之后，便將其歸入誰都能說幾句、可誰都沒有扛起責任的“無解之題”，甚至讓這一事件僅僅成為魯迅先生筆下“無惡意的閑人”口中的“談資”。

尤其是，我們不希望“不敢見義勇為”，成為一個被互相暗示的認知——渲染得越多，不作為的人就越多。事實上，我們身邊的正能量遠比負能量多。這些年來，從最美司機吳斌、最美教師張麗莉、最美媽媽吳菊萍，到最近為救學生不幸墜樓身亡的朱長海老師，再到5月31日宜春砍人事件中“帶傷奪刀”的高三學生，見義勇為者遠非鳳毛麟角。

即便在招遠血案中，同樣有餐廳女經理兩次出面制止暴行、10名群眾積極打電話報警。盡管這不足以挽回受害人的生命，但在短短幾分鐘時間里，面對突如其來的慘劇，人們能做出這樣的反應，已是難能可貴，籠統(tǒng)地用“麻木”和“冷漠”去指責他們，有失公允。社會風氣從來就是人心向好，它就會更好；人心向壞，它就會更糟。我們不能因為某一負面事件的震撼性，就失去了對世道人心的客觀判斷，遮蔽了所有對于正義感的信仰，再次掉入“扶不扶老人”那樣的糾結心態(tài)漩渦。

道德風氣從來就不是只有溫馨溫情的一面，它需要付出，需要勇氣，甚至是不得已的沉重代價。國家和社會有義務通過制度、法律以及其他各種救助方式，讓見義勇為得到最大程度的鼓勵，避免讓英雄流血又流淚，丟掉了挺身而出的果敢。從這個角度來看，完善相關獎勵與保障制度，不僅有利于彰顯社會公平正義、消除百姓對見義勇為的顧慮，也有利于形成見義勇為的良好社會氛圍。

也要看到，許多時候，“見義勇為”不可能都是通過理性換算，把得失利弊的算盤撥打得清清楚楚，再決定是否去擔當。一個社會最大的忌諱，就是有人設置出兩套道德標準——一套用在別人身上，“你怎么能不管？”另一套用在自己身上，“我管了會不會有代價？”就像有人在網上諷刺的“鍵盤俠”一樣，遇事置身事外，網上義憤填膺，這種“分裂”，無助于健康社會風氣的養(yǎng)成，也無助于走出“見義不為”的困局，更難以形成集體震懾不法的力量。

一個健康社會的運行，是許多“合力”的結果。面對任何一起悲劇，輿論的譴責、熱議、檢省，某種意義上都是一種社會資源。用好這種資源，則需要政府、社會和公民共同發(fā)力，通過多管齊下的檢視、省思與切實有效的措施，讓每一個“詰問”都找到正義的落點。唯如此，才能阻遏下一起悲劇的發(fā)生，激發(fā)更多正向的力量。

一名女子僅僅因為不說出電話號碼，竟在眾目睽睽之下被6人殘忍地毆打致死，誰看到這樣的新聞都會憤怒并震驚。很多人的第一感覺都是，比當天早上聽到云南發(fā)生6.1級地震還要震驚，這是人性惡的9級強震。網絡被這一暴行激發(fā)出巨大的憤怒，打開微博會看到滿屏的憤怒，讓你無法不融入集體憤怒聲討的浪潮中，以尋求些許的心安。當地政府所發(fā)微博短時間內得到數十萬條評論和轉發(fā)，見證著憤怒的噴發(fā)式和爆炸性能量。

人們在無法抑制的憤怒中尋找此案中的“敵人”，憤怒于暴徒的慘無人道、毫無人性，憤怒于圍觀者的冷漠和懦弱——為什么竟然沒有一個人去阻止！憤怒于事發(fā)地點麥當勞的失職，憤怒于警方的遲到，憤怒于當地政府在追問下的沉默……對暴行的憤怒使人們很容易尋找各種“矛頭”去抨擊、很容易尋找各式傳聞去傳播和相信，而這又進一步強化著人們的憤怒。

這種集體的巨大憤怒，會產生一種“舉國譴責罪惡”的道義共振。但我總覺得，這種道義共振可能是一種幻覺。因為這種憤怒雖然充滿同仇敵愾的正義感，卻空洞無物，只不過是大眾被慘案刺激后條件反射般的情緒?？斩吹膽嵟瓱o法帶來正義，只是一種宣泄，只會加劇人心的冷漠和暴戾。只有尊重事實和真相，并且精準地指向這起慘案中每一個具體的、確切的罪惡，冷靜和明白地憤怒，并用這種憤怒的力量使這些罪惡受到道義的審判和法律的追究，才會真正帶來正義，洗刷慘案給人們的良心帶來的恥辱感。

我開始不敢看視頻，害怕心理無法承受，擔心晚上睡不著，擔心會做惡夢，但我還是強忍著堅持看完了視頻。你仍會憤怒，但憤怒不再會是空洞、廉價、混亂和情緒化的，而會明白地將憤怒指向具體的罪惡。

看了監(jiān)控視頻，了解到現場發(fā)生的一切，你就不會習慣性地把矛頭指向“冷漠的圍觀者”，現場有人嘗試阻止，卻不斷受到“誰管打死誰”的威脅。也不會輕率地將憤怒指向麥當勞，因為案發(fā)時，麥當勞一名女性副經理曾兩次前往勸阻，最后卻被兩名女性犯罪嫌疑人用頭盔打擊。看了視頻，你也會相信警方的通報，這是邪教全能神教犯下的罪惡，因為打人者不斷叫囂“惡魔”、“下地獄永世不得超生”之類語言?？戳讼臃附邮懿稍L時所言的“不信法只信神”，就更清楚案由了。了解到具體的案情，就不會抽象和籠統(tǒng)地譴責人性的暴戾，而會將憤怒具體地指向邪教的罪惡。

當然，公開的視頻并沒有反映完整的事實，事實還需要進一步調查?？斩吹膽嵟橇畠r的、沒有用的，只有不停地追問，查清每一個事實，窮追每一個細節(jié)，才會發(fā)現每一個具體的罪惡。不放過每一個具體的罪惡，讓導致這起慘案的每一個罪惡都受到審判和追究，付出代價，正義才能得到伸張。

一位專欄作家的判斷很發(fā)人深?。旱赖孪陆档牡谝粋€跡象，就是不關心事實。辨別真相是累人的事，容易的辦法，還是把自己從這一負擔解脫，讓別人來告訴我誰是“壞人”，我只負責吃掉他。確實如此，人們容易情緒化，當本應該追問具體罪惡的時候，卻沉浸于空洞憤怒的自欺中，沒有耐心去關心具體的事實和細節(jié)，而是迅速占領一個道德高地，去籠統(tǒng)地批評“冷漠和冷血的路人”，將矛頭指向抽象的“懦弱無能的圍觀者”，在“是男人就站出來”的道德演講中表演正義感。

人們更容易遺忘和健忘，當查清了事實并公之于眾的時候，面對那些具體的罪惡，他們的憤怒已經退場了，事實已經提不起公眾的關注興趣，罪惡也悄然逃避懲罰。等下一個慘案和悲劇再發(fā)生時，空洞的憤怒會重演一遍，卻無助于懲治具體的罪惡。

【面對公共安全突發(fā)事件，警方的依法處置仍是第一位的。如果在責任體系內排位，刑事責任(兇手)＞行政責任(警方)＞民事責任(兇嫌、餐廳)，命案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于責任排位中已一目了然。】

5月28日晚發(fā)生在山東招遠的一起命案震驚全國。綜合警方披露的信息和路人拍攝的現場視頻，可初步確認:一名就餐女子因拒絕一邪教組織成員索要電話號碼的要求，被6名邪教人員視為“邪靈惡神”毆打致死。

此案引發(fā)廣泛關注和熱議，一方面是因為現場視頻觸目驚心、慘不忍睹;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被害人只是被隨機選中的普通市民。這種襲擊對象的不特定性，更接近于恐怖活動，而不是尋常的兇案。

這些因素也讓不在現場的公民切實感受到了恐怖和恐懼。對潛在的且很大程度上無法預防的邪教襲擊，我們能做的好像并不多。路人、餐廳和警方的責任，被反復提及和討論。在一個多元化輿論場中，個案被事無巨細、發(fā)散式地解剖，實為正常。不正常的是，個別論者將枝節(jié)當作了主流，偏離了個案處置應有的軌道。

毫無疑問，應對招遠命案負責的，首先是那6名兇嫌。盡管其中一名因未達到刑事追訴的最低年齡而被另行處理，他也一樣是法律上的“行兇者”，只不過依法不承擔刑責而已。也因此，譴責兇嫌比譴責路人、餐廳和警察更重要，理應成為討論此案的底線共識。監(jiān)督并確保公安司法機關對這些兇嫌依法予以嚴懲，是多數民意的指向。

另一些被廣泛討論的問題當然也值得關注，比如有網友質疑:現場旁觀者為何沒有出手相救?

案發(fā)時無人上前與6名兇嫌面對面搏斗，確實令人遺憾。但掄起道德大棒揮向現場民眾，并非就法律正確或道德正確了。及時電話報警、冒險拍攝現場視頻，不都是與惡行斗爭的表現嗎?無人制止兇嫌施暴，或許是被“誰管誰死”所嚇阻，或許還有基于施暴者人數眾多的考量。

網友“叫獸易小星”的一條微博可視為對上述問題的最好回應:“誰都有懦弱和退縮的權利，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成為英雄。見義勇為是值得贊賞的良知，是值得敬佩的勇氣，卻不是普通人必須承擔的責任或者義務。愛別人前先愛自己，有了自保的手段再去保護別人。我們譴責邪惡和冷血，卻不可將驚慌無力的普通人卷入輿論暴力的漩渦。”是的，我們可以反思路人責任，同時也要警惕以輿論暴力去綁架路人。

另一個被較多追問的細節(jié)是:事發(fā)餐廳做了什么?最新發(fā)布的消息稱，餐廳一位女性副經理曾兩次前往勸阻，被兩名女性兇嫌用頭盔扔打。有媒體引用最高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力證餐廳對消費者負有安全保障義務。在該司法解釋之外，也有眾多案例可茲佐證。但對營業(yè)場所內發(fā)生的兇案，餐廳的責任僅限于“合理限度范圍內”。我們無法要求麥當勞必須為保障消費者人身安全配備足夠的保安力量，就像我們無法要求遍布各地的“沙縣小吃”也配備保安一樣。而且，在類似案件中，商家的責任仍限于民事賠償方面。應當說，這是一個重要的法律問題，但遠不是“招遠命案”引發(fā)社會恐怖的根本原因。

公眾都不愿生活在一個傷害無處不在、安全處處有虞的環(huán)境中。面對公共安全突發(fā)事件，警方的依法處置仍是第一位的。如果在責任體系內排位，刑事責任(兇手)>行政責任(警方)>民事責任(兇嫌、餐廳)，命案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于責任排位中已一目了然。

本報特約評論員 王云帆

【“招遠血案”告訴我們，恐懼中的失措與遠離恐懼后的理性，都發(fā)軔于人性本能，我們要做的，不是對“旁觀者”叫罵，而是學會應急技巧。】

昨天是“招遠血案”死者頭七。據報道，上午10點10分，死者丈夫、兒子等多名親屬來到事發(fā)麥當勞門前祭奠；多名目擊者受訪時在表達了難過與愧疚后，愿意出庭作證；還有疑為邪教信徒的婦女現場鬧事被帶走。

像所有熱點新聞一樣，“招遠血案”在頭七這個特殊時間節(jié)點上，也呈現出紛繁復雜的新聞性：兇手被批捕，家人還在悲傷，目擊者們愿站出來作證，而網友們吊祭的吊祭，譴責的譴責。這些聲音中，最讓人心生感觸的，是幾位目擊者在事發(fā)多日后的愧感——在遠離了恐懼后，這樣的“良心發(fā)現”，究竟有沒有必要呢？

應看到，涉事目擊者不約而同地選擇用“愧疚”與“不安”來表達自己的心情。這既與遠離恐懼威脅之后心情漸平的反思有關，也與輿論對他們的逼問有關。許多人認為，受害者的死，與周圍的人不肯伸出援手的冷漠或怯懦有直接的因果關聯(lián)。為此，他們對現場目擊者抱以指責甚至謾罵。

其實這對目擊者來說，未必公平。某種程度上講，他們也是受害者。一場溫馨的晚餐，被突如其來的兇殘驚擾。目擊者們還沒來得及分清事情的原委，究竟是家庭糾紛還是庸常爭執(zhí)，慘劇就發(fā)生了。他們也不是無動于衷，在報警同時，還曾用言語震懾和阻止行兇者，并及時保留證據。對于未經過專業(yè)防暴訓練，且沒有明確完備的“正當防衛(wèi)”法律條文支持和保護的人來說，他們未嘗就沒盡到本分。那些在屏幕后辱罵的人，做事后諸葛式的道德評判，固然能展示自己的正義感，但這理直嗎？

任何脫離真實語境的臆想，都是無意義的。我們不可能奢求，現實都按照想象的劇情演繹。恐懼中的失措與遠離恐懼后的理性，都發(fā)軔于人性本能，它確實需要在砥礪訓練中，學會更自如地切換，如臨危不懼、應對有序，但在具體情境下，許多事容不下假設。這也理應成社會反思的人文基點：很多時候，教會應急技巧，比動輒道德先行更有意義。

確實，每起悲劇都有可反思的空間。所有反思中，最該反思的，是我們何時才能形成理性看問題的習慣。事發(fā)后喧囂的爭議和互毆式的指責聲，固然能帶來道德快感，卻無法換來原因探究和源頭應對。譴責冷漠是應該的，但要分清冷漠和“欲救無術”的差別，要保有起碼的人文常識，而不能只顧著制造情緒泡沫。遺憾的是，在網上仍有些對當事人包括目擊者的喊打喊殺聲，這讓人忍不住心驚——它跟某些殘忍的虐害，何嘗不是同源同構？

□曾穎（作家）

“全能神”靠什么騙人？當然是靠那一套拙劣的騙術。但是，騙術拙劣而能叫人相信，還需要一批容易蒙騙的“信徒”，所以，這個問題可以換個問法：什么樣的人容易受“全能神”的蒙騙？容易被蒙騙的人少了，“全能神”騙人、害人的機會也就少了。

昨天，經濟觀察報記者張慶寧的文章《“全能神”在鄉(xiāng)村滋生的社會土壤》被廣為轉載。他所描述的現象，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什么樣的人容易受‘全能神’的蒙騙”這個問題。早在2012年12月，張慶寧就深入“全能神”發(fā)源地和重災區(qū)農村進行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全能神”信徒主要是中老年婦女。新華社記者的報道也指出：“全能神”邪教發(fā)展吸收成員的范圍主要集中于50歲至60歲左右的人群。

籠統(tǒng)地說，空虛無望的生活和低下的知識水平，給了“全能神”趁虛而入的機會；具體分析起來，一些農村空巢老人加入“全能神”教的主要動機，是閑來找個“組織 ”打發(fā)寂寞。在這個“男人全都出去打工”的村子里，留守獨居的婦孺?zhèn)兾幕顦O為匱乏。某村的一位老校長說，兩年前，鄉(xiāng)里領導表示要給每個村配一些健身器械，再建一個活動室。但這些承諾一直未能兌現。農村里一些年輕人越來越注重個人享受，“真正孝順的越來越少。有的人能把自己的親爹親娘從家里趕出去”。親情的缺失，迫使一些老年人另尋安慰。在經濟大潮的沖擊下，少數地方農村傳統(tǒng)文化也得不到傳承，維系歷史的祠堂已經基本消失。傳統(tǒng)文化的斷裂，使很多村民失去精神的寄托和信靠，很容易被“全能神”之類所俘獲。

招遠血案的犯罪嫌疑人張立冬一家，既不是文盲，也很富裕，為什么也成了“全能神”的忠實信徒？從張家四人行兇時的言行和接受采訪、審訊時的表現，可以反推他們的精神狀態(tài)和價值取向，大致具有幾個方面的特征：缺乏基本的科學意識、科學素養(yǎng)；缺乏對生命——他人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的尊重，缺乏平等意識。支持“不給電話號碼就殺人”這一行為的邏輯是：不服從我的意志就是我的敵人；是敵人就該殺。張立冬行為的殘忍、殘暴并不普遍，但是，在人與人的關系上，持極端的、以自我為中心的立場的人，并非罕見。不能包容異己，凡異己就是敵人，必除之而后快——這種心理，在網上言論中比比皆是。極端化的邪教，是現實中的偏狹、偏執(zhí)意識的集大成者。無論是邪教“教義”，還是個人的“自我中心”心理，最核心的缺失，是對“人”的尊重——“全能神”看似來得突兀，它的精神基因卻早已廣布。要徹底鏟除“全能神”，最重要的是改良、改造易于“全能神”生長的土壤。

張慶寧說，他在農村采訪，聽的最多的一句話是：“村里沒魂，鬼才上身”，這個“魂”，就是健康的精神信仰、精神寄托。但是，這有賴于人的文化素養(yǎng)（包括科學素養(yǎng)）的全面提高?！叭苌瘛彼斐傻牡満μ嵝盐覀儯寒斈暌晃换鶎余l(xiāng)鎮(zhèn)黨委書記李昌平寫信給時任總理朱镕基時所說的“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yè)真危險”至少在一些地方仍然是嚴峻的現實。重視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加強農村文化禮堂在內的農村文化建設，估計這樣的地方“全能神”就難“顯神”了。

5月31日央視《焦點訪談》播出《山東招遠故意殺人案告破》，28日晚9時多，山東招遠快餐店里發(fā)生一起駭人聽聞的暴力事件，一名女子因拒給電話號碼被6名邪教組織成員圍毆致死。（6月1日新華網）

發(fā)生在招遠一家快餐店里的血案駭人聽聞，大凡是聽說過這起血案的人，在震驚和憤怒之余，又感到一絲絲的凄涼乃至悲哀。人們很難理解，眾目睽睽之下，面對六個殘缺的行兇男女，眾食客竟然無人挺身而出，出手相救。

之所以說行兇者是六個殘缺的男女，是因為兇手中除了光頭男子之外，其余五人皆為婦女和一名男孩。況且，他們沒有刀槍等殺人兇器。按說，在這樣的情形下，只要有人敢于挺身而出，這起血案或許能被制止。從現場視頻可以看到，事發(fā)時，快餐店大約有五到六名漢子都成了看客，他們似乎對正在發(fā)生的暴力事件視若無睹，有的還在看“熱鬧”。

以前，每當提起山東人，人們總會想到那些那些粗獷豪爽、仗義勇猛的英雄好漢。山東人以性格剛毅、誠實忠勇、義字當先的精神著稱于世，也造就了山東好漢的特殊的氣質和豪氣，作為山東人，都引以為豪。

然而，這起發(fā)生在山東招遠的血案令人不可思議，面對行兇者，山東好漢已經難覓蹤影，勇敢剛毅、拔刀相助的情景難以再現。

當然，我們不能狹義的去理解山東人和山東好漢，更沒有理由和權利來指責在現場的人，如同受害人家屬所說，“兇手那么兇殘，人有害怕心理都很正常，我們也不會指責誰”。

但是，作為中華文化和文明發(fā)祥較早的地區(qū)之一，齊魯文化之所以能夠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發(fā)揮重要作用，與山東人堅毅剛強、正直豪爽、頗具地域特色的個性特征，鑄就成山東人優(yōu)秀的品質密不可分。

從這個意義上說，如何發(fā)揚和傳承這些優(yōu)秀品德，從而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確是需要我們認真思考并加以解決的問題。

【如果面對暴徒侵犯一個人的生命，表露出來的是冷酷，今后如何面對我們的孩子述說這些故事？】

在六一兒童節(jié)的前兩天，一個七歲的孩子失去了自己的母親。他的媽媽是在麥當勞餐廳內，因為拒絕告訴陌生人自己的電話，被人用鋼制拖把打死。

看完視頻，我認為“招遠命案”最可怕的地方或許不僅是“死了人”，更在于圍觀者的冷漠。盡管，固然有一些特殊原因，比如事發(fā)突然，一些圍觀者可能來不及反應，或尚未從驚恐中反應過來。

但是，從目擊者發(fā)出的視頻中看，事發(fā)現場至少有五個以上的青壯年男人，他們有的若無其事走來走去，有的躲在門后面，歪著脖子窺視這血腥殘殺的一切。

看到別人有難，旁觀者不伸出援手的冷漠社會，讓“人”已經變異成一個為自己“活著”的工具，讓每一個生在其中的人都感到惶惶不安，乃至絕望。而視頻的結尾，鏡頭中有幾個青壯年躲在門后面窺視兇手殺人的過程，是整個事件中最悲涼的一幕。

有人說，阻止暴徒行兇是警察的事情，難道要求普通民眾去送死？但是，別忘了，在魯莽的出擊與冷血的觀看之間，還有可以冷靜的思考，用頭腦和判斷選擇一個正確的方法來幫助別人，這就是近年來被逐漸侵蝕的“勇敢”。

勇敢不僅僅代表個人的智慧和能力，更是代表著我們敬畏生命的態(tài)度。在文明社會，個人原本不再需要憑借自己的力量和勇敢保護自己，依賴法律和警察的保護。但是，當警察的力量未能抵達的時候，面對一個生命被戕害，難道除了做一個“冷漠的看客”就什么也不能干嗎？

如果面對暴徒侵犯一個人的生命，表露出來的是冷酷，今后如何面對我們的孩子述說這些故事？

時至今日，誰也沒有權利去譴責誰，每個人都應該對今天這樣的悲劇負責。只是，希望這個血的教訓，每個人用自己一點點的行動，來慢慢改善和修復，用自己一點一點的行為給孩子做正面的表率，告訴孩子世界上還有一種情操叫“勇敢”，告訴孩子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是守望相助。

□才讓多吉（公益人士）

招遠血案中，六名暴徒在眾目睽睽之下，行兇殺害女市民，引發(fā)了社會公憤，也引起了“為何無人挺身而出”的討論。

一位律師提供了一個犀利的問題截面：“我一個搞法律的，至今都沒搞清楚什么才是正當防衛(wèi)？萬一傷了暴匪，搞不好賠錢是小事，坐牢那是分分鐘的事?！?，對此，有人認為，這“道破了中國當下正當防衛(wèi)制度名存實亡的現狀”。

我國《刑法》明確規(guī)定：針對“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屬于正當防衛(wèi)，不負刑事責任”。1997年版的《刑法》還增加了“無限防衛(wèi)權”的規(guī)定，針對正在進行的行兇、殺人、搶劫等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衛(wèi)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于防衛(wèi)過當。

正當防衛(wèi)權，在立法上很明晰，但在司法實踐中，對于正當防衛(wèi)的標準控制得極其嚴格。

就在招遠案轟動全國之時，人們發(fā)現了廣東省高法在微博上發(fā)布的一則“防衛(wèi)過當”案例：姜某濤看了侯某等人一眼，引起侯某三人追打，姜某濤警告未果后持刀亂捅，致二死一傷。在姜某濤主動投案的情況下，法院仍認為正當防衛(wèi)明顯超過必要限度，屬于防衛(wèi)過當，判處其有期徒刑八年。一位法官忍不住吐槽：“被三個人圍毆還不算嚴重危及人身安全而獲得無限防衛(wèi)權，那要怎么樣才夠？”

事實上，在不少地方，出于維護社會秩序等考慮，往往將公民的正當防衛(wèi)空間壓縮得很小。比如，公民遭到非法尋釁、毆打時，一旦還手自衛(wèi)，就往往被定性為“毆斗”案，雙方都會被治安拘留。特別是沒有現場錄像的情況下，到底誰屬于尋釁方，誰屬于見義勇為，一時不好調查，不少地方本著“息事寧人”的態(tài)度，各打五十大板。這很容易挫傷了公民見義勇為的積極性。

就招遠血案來說，事后人人都知道這是故意殺人案，當時有人挺身而出，自然算見義勇為。但反過來說，如果在邪教徒剛開始挑釁時，就有人挺身而出保護那位女士，與行兇者搏斗，等到警方來處理時，可能那位女士并無大礙，而動手的雙方都受了傷。警方能否查清案發(fā)原由，捍衛(wèi)見義勇為者的權益？還是按“誰傷重誰有理”，各打五十大板結案呢？恐怕，在目前嚴控“正當防衛(wèi)”的現實背景下，答案不讓人樂觀。

正當防衛(wèi)“門檻”過高，制約公民見義勇為積極性，這是個需要被正視的問題。只有真實地向公民賦權，才能讓公民更有底氣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不畏首畏尾。要扭轉目前的局面，相關部門應及時公布相關公民見義勇為，即便造成違法者受傷，仍屬正當防衛(wèi)、不用承擔責任的案例，以救時匡正，讓社會正氣抬頭。

□徐明軒（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