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段《女民工模仿發(fā)布會討薪》的視頻在網上走紅。視頻中一名自稱農民工的女性模仿發(fā)言人的口吻講述己方被用工方拖欠1400多萬元的事實。視頻中還有人扮演記者，與“新聞發(fā)言人”上演一問一答。（10月9日濟南廣播電視臺）

在農民工討薪幾成為常景的當下，女民工模仿新聞發(fā)言人討薪，的確能給人視覺上的沖擊。無怪乎，有網友對討薪農民工的這種自我發(fā)明大為稱奇，卻忘了農民工以新聞發(fā)布會的形式討薪，這并非頭一遭。

早在2005年的鄭州和西安，就已經出現相同的場景。如果硬要進行對比，唯一的亮點可能在于，相較于七年前農民工打起“民工維權記者新聞發(fā)布會”的條幅，等待媒體記者的到來不同，隨著網絡媒介的進一步發(fā)達，農民工已經學會更為具體的模仿，并將視頻上傳到網上，以期引發(fā)更大的關注度。

如果單從農民工的討薪技巧上而言，相比“跳樓秀”，乃至七年前的新聞發(fā)布會，這次發(fā)言人式討薪都可以視為討薪技術手段上又一次“進步”。

但拋卻這種形式上的花哨更替，回歸到“討薪”這一實質問題上來，我們對于這種稍顯詼諧的行為藝術，實在生發(fā)不了任何欣慰感。

應該看到，無論農民工群體以怎樣的個體之變去謀求討薪的成功，都是出于一種制度之外的“劍走偏鋒”，而不得不選擇手段上的創(chuàng)新，則反過來意味著，討薪方式的變更在欠薪的頑癥前，已經愈發(fā)乏力。

事實上，針對欠薪問題，去年，惡意欠薪罪已經被寫入刑法。但對應的現實是，即便某些單位明顯存在惡意欠薪行為，在司法執(zhí)行上仍面臨難落實的尷尬。由此看來，解決欠薪問題，單純從農民工與用人單位之間的契約關系上進行破解，已經難以見效。

加強對用人單位合法用工行為的監(jiān)管，只是治理欠薪頑癥的冰山一角。

由于農民工群體的身份局限，高流動性、權利和法律意識不足都加重了其自我維權的困境。而這一群里利益代言人的缺位，則又屬于一種權利上的“欠債”。

農民工討薪難，已成頑癥。今天，當一位女農民工在鏡頭前以偽裝的鎮(zhèn)定，敘說討薪之難，其中的辛酸意味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