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執(zhí)法人員之所以在某些領導的授意下徇私枉法，也是考慮了其行為的成本和收益的：因為如此公然違法執(zhí)法、執(zhí)法犯法的行為幾乎沒有什么成本代價，但其收益卻極大，聽從了某些主要領導的指示行事，領導就會很高興、很感恩，下一步，當有“肥差”需要調整或是官員升遷機會到來之時，這些領導便會首先考慮那些為他們“辦好事”的下屬。這樣的機會，誰不喜歡啊？
反之，如果不聽領導的話行事，那么“領導很生氣，后果很嚴重”，必將會為此付出代價。但是，如果真的像上面一樣聽從領導“旨意”做出違法的執(zhí)法行為時，卻不需付出多大代價：一是有當時決策領導在做后盾，二是即使真的被媒體曝出了這樣的違法行為，充其量也就是遮人耳目的“暫時停職接受處理”。如，2008年發(fā)生的河南靈寶市警方跨省追捕發(fā)帖舉報靈寶市政府的青年王帥（當時在上海），盡管被媒體報道后輿論反映強烈，但我們最后看到的結果一直是“主管副局長和２名辦案人員被暫時停職接受處理”。而至于39歲的內蒙古男子吳保全因網上發(fā)帖批評政府違法征地被兩次“跨省追捕”、 北京作家謝朝平因寫一本書卻被陜西渭南公安局跨省追捕事件，至今看到的都是警方取消了這樣的違法行為，但并沒有看到相關責任人被追責，更不用說是“嚴格追責”了。
批評權是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力。在中國，公民真正踐行這一行為卻總是被嚴厲禁錮或“被懲處”，主要原因之一是缺少對決策者及相關執(zhí)法人員的依法追責，也體現(xiàn)了問責機制的不健全。在法治社會建設日益深入，公民權益日益得到保障的現(xiàn)代法治社會，我們有必要追問：誰來糾偏有違法治精神的“人治”？靠“人”還是靠“法”？如果是靠法規(guī)，那么，又有誰來保障執(zhí)法者的公正公平執(zhí)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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