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1932年版《開明國語課本》（葉圣陶主編并撰文、豐子愷插畫）的重印本，市面上已難覓影蹤。在當當網(wǎng)的讀者評價和留言里，可以看到清一色的五星標記，并讀到大量出自家長的贊嘆。這份贊嘆緣于家長對孩子的近身觀察，因而尤顯赤誠。比如：“很親切的一本書，看到的是教育，不是知識的堆積”……我相信，每一位邂逅上述留言的讀者，都會有步入圣殿之感，耳畔響起聲聲梵唄，齒間頓覺陣陣馨香。
當然，書早就脫銷了，據(jù)說連出版社都沒貨，我緣淺，沒能見識到它。我只是在《重慶商報》、《鄭州晚報》、江西衛(wèi)視等很多媒體的報道中，瞥見該書的吉光片羽。以之評論這套教材是遠遠不夠的，但不妨說點別的。
比如，教材里有篇《致某校足球會書》，讀來頗有醒腦發(fā)汗之效。全文如下：
某校足球會諸君公鑒：經(jīng)啟者，會自組織以來，只有兩月，素乏練習，無從觀感。久仰貴會熱心體育，成績卓著，原定于本星期六午后三時，擬約貴會諸君，在公共體育場比賽足球，俾得取法大雅，并以聯(lián)絡感情；想諸君亦必樂于贊同也。如荷俯允，請先示復為盼。此上，即頌健安?？h立第一高等小學足球會謹啟。
必須承認，即使現(xiàn)在有“作家”稱號的人，能夠寫出如此貼切雅訓之應用文者，也不多見。而課文擬設的作者，乃是1932年或之前的小學生，所涉內(nèi)容不過是校際間的足球交流，而竟風雅若斯。以今之眼光來看，任誰也會有恍若隔世之感。我都拿捏不準，到底該贊嘆其文辭之典雅，還是譏笑其風格之不倫不類。一位編輯朋友對我說：“我自己經(jīng)常要給人寫約稿信，‘即頌健安’這么好的問候語卻從未用過，原因是根本不懂還有這種美妙的表達。實在慚愧。”
可見，“恍若隔世”不是一個準確表述，去掉“恍若”，才更符合實情。與那時候的語文相比，現(xiàn)在的語文實在太過粗鄙糙陋了。這不是屬于個體的“慚愧”，這聲“慚愧”應該由時代本身來道出，每一個身處其中并受到時代播弄渦卷的普通人，雖然承受了這份鄙陋，本身卻是可以免責的。但是，“時代”這個虛虛實實的玩意，又如何說得出“慚愧”呢？我還不如想像月亮每天晚上向地球人哼搖籃曲呢。
“語言是文明的臭氧層”，這是一個美國佬說的，我嘆服其深刻警醒。實情就是如此，人生活在語言中，一切可以用來衡量人類價值的標準或概念，都不能脫離語言而自立。你使用什么樣的語言，你置身于何種語言環(huán)境，一般也就預示并最終決定了你會成為什么樣的人。諷刺的是，對胡適深揭狠批了數(shù)十年的中國大陸，在貫徹胡適的白話文運動方面，卻最為徹底。不僅如此，連胡適當初未曾設計過的簡化字，也在大陸得到了顛覆性的改造。附帶一說，當年的孫中山先生，對胡適的白話文主張，并不認同。
我們曾以為，把典雅的文言改造成通俗的白話、把筆畫繁復的漢字大幅精簡，會造成一件無上功德。關于前者，由于我們永久失去了重歸文言文的機會，因而無從比較，說好說孬都無憑無據(jù)；關于后者，鑒于港臺等地并未接納簡化字方案，這使我們有條件考察兩岸三地的語言現(xiàn)狀。誰都不難發(fā)現(xiàn)，哪怕單單考察文盲率，我們都找不到絲毫簡化字有助于降低文盲率的證據(jù)，可見，簡化字的所謂功德，多半是一種臆想。以小可以窺大，簡化字尚且如此，其余種種相關變革，功效想必也是可疑的。
語言雖有難易之別，如漢語、俄語等語種，公認難學，但這主要適用于當其是一種外來語的場合，對于自幼生活其中并耳濡目染的原住民來說，世上并不存在特別難懂的文字。何況，相對復雜的語言，一旦熟練掌握，也會增加表現(xiàn)力，就像一套相對復雜的科學儀器，能熟練馭使者，一般也就更能勝任相對復雜的工作。你把理發(fā)師工具箱里的家什從七件改成兩件，剪個小平頭也許沒啥區(qū)別，想要弄出個潮人發(fā)型，就不堪指望了。
就漢語來說，文言乃是現(xiàn)代漢語的上游，若聽任上游枯竭，下游也就難呈壯觀之勢。正如教養(yǎng)必須自幼培養(yǎng)，語言的能力（除表達能力，還尤其包括思維能力）也必須打小培養(yǎng)?；叵胱约海瑥男W語文課本里學到的第一句話，雖僅寥寥五字。那五個字里包含了徹頭徹尾的蒙昧和錯亂，甚至踐踏了主流意識形態(tài)強調的馬克思主義。那五個字里包含了一種指鹿為馬的強權意志，似乎在捍衛(wèi)一種最不該捍衛(wèi)的決心，即，為了把學生馴服成工具，哪怕先把他們的頭腦弄成呆頭鵝，也在所不辭。
現(xiàn)在的語文教學，較之三四十年前固已有不少進步，但之前我們?yōu)樽约郝竦目犹筇?，導致嗣后的努力，與我們對于民族后代所理應承擔的義務和責任相比，總是難脫一份滑稽和作孽。斯時回望1932年的語文，我會陡生失樂園之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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