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曉紅

隨著社會經濟的高速發(fā)展,社會結構正在發(fā)生深刻變化,社會矛盾和問題也在凸顯。民眾在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積怨在很大程度上聚集到了司法,尤其是刑事司法。刑事司法可能面對的不僅僅是各自獨立的個案,還有個案背后所折射的不同的利益群體,個案觸發(fā)了公眾廣泛的利益認同,形成了利益表達和維護的需要,從而使事件超越了孤立的個體范疇,具備了一定的公共性。

當前民意對刑事司法寄予了太多的期望,一旦個案的審判結果與民眾的內心感受不一致時,就會形成強烈的民意來批判、干擾司法。不可否認,民意對刑事司法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積極的意義,但其所存在的消極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司法實踐中相同的案件,由于受到民意影響的程度不同,審判結果大相徑庭的現象并不鮮見。

民意對刑事審判的影響

隨著依法治國方略的逐步推進和公民權利意識的提升,社會各界對司法公正的要求越來越具體化和精準化,背離司法公正要求的“同案異判”現象越來越被世人關注。近年來我國“兩會”代表也連續(xù)就此問題提出議案和建議,多少反映了此現象的嚴重性。就我國現實情況而言,民眾的法律意識還比較薄弱、民意還欠理性,因此如何合理引導民意,新聞媒體起著重要的作用。筆者從近期發(fā)生的“同案異判”的兩個案例出發(fā),就新聞媒體如何影響民意,并因此導致“同案異判”的現象進行分析。

案件一:貴州高爾夫球案。2007年6月至2008年11月期間,被告人騰彩榮等三人竄至貴陽高爾夫度假中心球場,將1249個高爾夫球盜走,價值人民幣15513元。一審判處騰彩榮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并處罰金10000元；判處龔連平有期徒刑2年零6個月,緩刑3年,并處罰金9000元；判處段貴友有期徒刑1年零6個月,緩刑2年,并處罰金5000元。一審判決結果出來后,修文縣人民檢察院以適用緩刑不當、量刑畸輕為由,向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請抗訴。而騰彩榮也提起了上訴。2009年8月10日,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開庭審理此案,發(fā)回重新審判。2009年12月20日,修文縣人民法院重審后依法判決:被告人騰彩榮、龔連平、段貴友無罪。

案件二:北京高爾夫球案。2010年上半年,被告人馮書凱利用認識高爾夫球場保安張永永、張偉等人的機會,商定由他們把馮等人帶入球場拾球,并負責望風。馮書凱承諾每撿一個球給他們一塊錢。隨后,馮書凱雇用另一被告人為其撈球。在近2個月時間內撈了1620個,價值人民幣10054.8元。2011年8月,北京市海淀法院一審以盜竊罪,判處馮書凱等四人有期徒刑3年,并處罰金3000元。2011年10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維持原判。

兩個幾乎完全相同的案件,在司法實踐中卻是截然相反的判決。如何讓國民理解刑法的公平,尤其是案件二中的行為人,如何讓其接受有罪的判決?因此有必要對案件事實及適用法律本身、案件審理過程中所受民意的影響進行分析。上述案件,其性質均為未經高爾夫球場的管理者同意,擅自進入球場拿走高爾夫球,能否以盜竊罪論處。其實質在于該球在球場內是否屬于有人占有的財產,而不在于財物的所有權是否歸屬球場的管理者。

刑法不僅僅是保護財產所有權,更重要的是維持占有秩序。高爾夫球場屬于一個較為封閉的空間,未經許可不得入內。高爾夫球場內的財產當然屬于有人占有的財產,其他人取走該球定盜竊罪當屬無疑,上述兩案件的行為人均應以盜竊罪論處。上述案件的處理截然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