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令人感嘆的是占盡便宜的蔭敘，其種種關于年齡的限制也只是寫在紙上而已。如高宗朝的宰相李義府，外表上一團和氣，內心里陰險狠毒，人們背地里叫他“人貓”。史傳上說他們家連襁褓中的娃娃也蔭補了官職。德宗朝的宰相李晟，生有15個兒子，3個早夭，存活的12個人人當官。第10個兒子李聽，在7歲的時候“以蔭授太常寺協(xié)律郎”，就是樂隊指揮。別人也就是掛個名，他則“常入公署”。太常寺小吏當他是個娃娃，“不為致敬”，孰料小李大怒，竟“(命)令鞭之見血”。再如文宗朝的宰相裴度受命出任山南東道節(jié)度使時，給皇帝上疏說：臣有個兒子裴讓，“是資蔭授官”，現(xiàn)任京兆府參軍。其實“年甚幼小，官無職事”，守在任上干不了什么事，離開崗位也沒妨礙，懇請?zhí)於?，讓這小子隨我赴任吧。
官員為何在年齡上做“假賬”
與靠好爸爸做官者大多虛增年齡的做法相反，通過科舉得官者有不少人自減年齡。為什么呢？宋朝洪邁說有兩個原因：其一，一旦科場及第，自有富貴人家爭相說親，選婿當然是年紀越輕越好，故希望及早傍上大款富婆的王老五們，多在辦理應試手續(xù)時先將年齡減去；其二，宋太祖時期留下來的制度，凡應試規(guī)定次數(shù)以上而未能及第、年在60以內的舉人，可以別作一甲奏名，從寬賜給出身，并授官職，通稱“特奏名”或“恩科”。要滿足這些條件很困難，往往是一生潦倒考場，總算在應試次數(shù)上達標了，但年齡已過60了。很多人想到可能會有這么一天，于是從一開始就減年，最后搶在檔案年齡還未到60時，討一個“恩科”出身。這些人因為資淺年高，仕途上已經沒什么發(fā)展前景，所以得官后大多數(shù)都跟清正廉潔沾不上什么邊，只求在退休前把錢袋塞滿，就是蘇軾、孔文仲所說的：“此曹垂老無他望，布在州縣，惟務黷貨以為歸計。前后恩科命官幾千人矣，可有一人能自奮勵，有聞于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shù)。”此乃宋史上的“59歲現(xiàn)象”，因與年齡相關，順便一說。
除了各種具體官職選任的年齡刻度以外，求官者究竟應該“增年”抑或“減年”的又一個重要參照標準是仕途上的年程，當時的通識是30以上、50以下是為官理政的黃金時段。如果是過了55歲以后才取得出身的，一般多授教官閑職。倘是年近60者，只能得到有名無實的官職，令回家待選。試與歷經數(shù)十年血拼才得功名的老進士老舉人換位思考，如此結局豈不是連老本也撈不回來？所以多數(shù)人都早早備好了減年應試的傳統(tǒng)武器。一旦榜上有名，《同年錄》上的“年齒”都是假的，待“同年宴會，又序真齒”。誰料由明入清，又有進步，就是王士禎感嘆的：“三十年來士大夫履歷，例減年歲，甚或減至十余年，即同人宴會，亦無以真年告人者，可謂薄俗?！睋f西方風俗以詢問女士芳齡為失禮，而中國官場以打探“真年”為禁忌，恰能相映成趣。
再把話說回來，“薄俗”也只是王士禎的嘲諷之語，事實是吃盡辛苦，好不容易才混進官場，誰不想多混幾年？故減年應試實乃放之四海而公行的潛規(guī)則。以《儒林外史》中的范進為例，一出場就向學道大人坦承：童生20歲應考，如今考過20余次；童生冊上寫的是30歲，實年54歲。照其岳父胡屠戶的批評，他是個“爛忠厚沒用的人”。忠厚人一減就是24年，那些滑頭滑腦的人該減多少？你說還有哪個人肯相信做老實人不吃虧的虛言空話？ (作者為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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