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哈維爾在國際事務中所做的一件最有爭議性的事，就是從2001年以來，多次表示支持美國布什政府對伊拉克的武力政策。在2003年2月他離任前，美國最大的保守派報紙《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上出現(xiàn)了一封由哈維爾及其他七位歐洲的領導人聯(lián)合簽名的信，內容是完全支持布什政府對伊拉克的戰(zhàn)爭行為。為此，他受到了早年許多支持并聲援過他的西方知識分子的譴責和批評。

哈維爾對美國在伊拉克的戰(zhàn)爭所發(fā)表的看法，其實比大部分東西方左派或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所持的觀點要復雜，在更深的意義上，這些看法既是政治家式的，也是知識分子式的。但在我看來，仍是難以自圓其說的。一個以“非暴力抗爭”而被世人廣泛稱道的典范，怎么會去領銜支持一場先發(fā)制人的侵入性戰(zhàn)爭呢？其實，哈維爾最根本的視角仍是基于捷克及東歐在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被納粹德國蹂躪，和戰(zhàn)后在斯大林式共產主義制度下被奴役的經驗。只是他復雜但精準的表述，在如此黑白分明的反戰(zhàn)世界并未受到應有的理解和重視。

2002年，在那場聽眾包括奧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nski）以及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三位皆曾任美國國務卿）的演說中，哈維爾回憶說，在他的一生中，捷克人民曾經經歷過兩次巨大的歷史悲劇，這一災難的結果遠遠超出了捷克，影響到整個歐洲，而且禍延長久。第一次悲劇發(fā)生在上一世紀的三零年代末，西方民主國家陣營在德國慕尼黑對希特勒的野蠻要求讓步（這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序幕，希特勒德國揮軍占領捷克），這一歷史悲劇讓多數(shù)捷克人民可以理解并主張，為什么要在邪惡一出現(xiàn)時，就必須先將其制止。

他說：“但是，我們還有另一種經驗，就是1968年被華沙公約集團的國家占領。那時候，整個國家重復述說‘主權’這個詞，并譴責蘇聯(lián)的官方說法—宣稱入侵乃是為了執(zhí)行‘來自兄弟的協(xié)助’，是為了高于主權的社會主義理想。蘇聯(lián)宣稱此理想在布拉格受到威脅，而全人類能夠更早過上幸福生活的希望也受到威脅。我們絕大多數(shù)捷克人都知道這是蘇聯(lián)為了對東歐的霸權、以及經濟上的繼續(xù)剝削，而不是為了其它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蘇聯(lián)境內可能有千百萬的人民相信了這種說法，相信捷克的主權受到西方帝國主義的顛覆，而占領捷克是為了更高的人類價值。”“這是我們經驗到的第二個悲劇，它促使我必須采取異常謹慎的態(tài)度……我們必須一次又一次地衡量，在藥劑師精密的天秤上衡量，現(xiàn)在我們所面臨的事情（指伊拉克戰(zhàn)爭），是否真的是為了協(xié)助人類對抗一個邪惡政權，并保護人類免受其核武器的侵害，或是另一翻版—當然是比蘇聯(lián)1968年入侵捷克更為復雜的—‘來自兄弟國家的協(xié)助’?！?/p>

按照哈維爾的傳記作者，也是哈維爾早年的好友約翰.肯尼（John Kenny）在《瓦茨拉夫.哈維爾：一部六幕政治悲劇》一書中的說法，哈維爾的一生經歷過六個時期：一、斯大林式政治體制下的早期學生時代；二、六十年代的劇作家和評論家時期；三、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間捍衛(wèi)“人道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with human face）時期；四、成為異議分子及“七七憲章”主要發(fā)言人和隨后的牢獄生涯時期；五、1989年捷克天鵝絨和平革命時期；六、最終的十三年總統(tǒng)時期。就像斯洛文尼亞批評家斯拉沃依.齊澤克（Slavij Zizek）所說：“沿著這一脈絡，我們看到了一個有著許多弱點和怪癖的哈維爾，然而，這一切不但不會使哈維爾的英雄形象失色，反而使他的業(yè)績更具人性也更可感?！?/p>

此時，在哈維爾離任之后，我相信，應是他的第七個時期，也許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個時期，即哈維爾作為一個世界公民的“后總統(tǒng)生涯”時期。我可以想象，此時的哈維爾，已深感人生苦短，要做的事情太多，而能做完的事情卻有限。

無疑，哈維爾是一位對二十世紀的歷史已然產生了重要影響的人物（包括他那毀譽參半的十三年總統(tǒng)生涯），哈維爾的精神遺產早已超越了捷克，在這個世界上無處不在。僅僅憑他秉持道德良知和深刻的思考寫下的那些直面邪惡的政冶文論：《生活在真實中》、《無權力者的權力》、《政治與良知》、一百四十多封《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的信等，便已足夠奠定他在二十世紀人類思想進程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了。

五年前，哈維爾在接受捷克報紙《民眾日報》的采訪中談到，他本來只想做一個“造王者”（King Maker），沒想到卻陰錯陽差地被推上了“王位”，而且一坐就是十三年。當記者再追問他，什么是他真正滿意的生活時，他告訴記者，他最渴望的是回歸到一個作家的生活方式，寫出新的著作是唯一可以讓自己滿意的事—這幾乎是每一個曾經認真嚴肅并專心致意地有過作家生涯的人，在內心深處都會有的愿望。哈維爾誠實地將它說出來，而且也做到了。

我以為，不是機遇，甚至，不僅是責任，而是命運將他推上了政治舞臺。那也許是一個具有思想家特質的文學家能干得更好、更具有獨創(chuàng)性、甚至更適合的舞臺。他不僅通過了苦難甚至死亡的考驗，他也通過了政治權力對他的考驗，即盡所有可能地在權力的使用上保持良知。

正是這一切，使他成為二十世紀所有政治人物中的異數(shù)，一個雖有著傳奇般的英雄業(yè)跡，卻仍能保有思想品質的人。

一個真實的人。